一枚小小的印章，竟让全国多家基层法院、检察院集体“翻车”。

据新京报报道，2026年初，四川省巴塘县人民法院在更换印章的公告中，援引了一部根本不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直到3个月后被上级法院提醒才意识到。更令人愕然的是，记者梳理发现，2019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10个省份的30余家检察院、法院犯下相同错误，有的还引用了所谓“《公安部印章管理办法》”。公安部对此明确回应：上述管理办法均未出台或施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面对这一尴尬，涉事单位纷纷作出解释和反省。巴塘县人民法院在情况说明中坦承，公告起草人员“参考了网络上搜索到的其他多家法院、检察院发布的同类公告”“错误地认为该写法为通行做法，直接照搬照抄，缺乏独立判断和审核把关”，且未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等官方渠道核实。其他地方的反省大多如出一辙。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检察院更新了公告，将表述修改为“根据印章管理有关法律法规”，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哪部法律法规、前一版本援引的管理办法是否存在错误，我们并不清楚，也不掌握具体情况。”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因工作不严谨、审核走过场引发的“乌龙”，当事单位认错态度良好，改正即可。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批评工作作风的层面，便错过了挖出事件之下更深刻、更危险病灶的机会。涉事单位的辩解和反思，只是解释了“为什么引用了并不存在的法规”；但真正的问题是，这表明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想过要依照法律法规办事，所谓“根据某某法律法规的规定”，只是为了满足“形式合规”要求的一套虚假说辞。

作为以“依法治国”理念为立身之本、行权之基的司法机关，居然在工作中说一套做一套，干着破坏“依法治国”的事。如果把这种做法定性为形式主义，那么，它堪称最恶劣、最可怕的形式主义，其危害远甚于一般的弄虚作假。试想，如果检察院、法院可以随意编造法律依据，公众如何去相信它们作出的起诉、判决是审慎、合法、公正的？

这种极端形式主义何以产生？表层原因是工作态度问题——懒政、惯性思维、路径依赖，深层原因则是法治信仰的缺失。正因为个别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内心并不认为“依法”是不可妥协的底线，才会将法律依据当作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在他们眼里，“根据某某法律法规”只是公文写作的要求，而不是立规办事的要求。只要写上，就自动获得了合法性外衣，至于是否真的有此“根据”，是否适用，无人在意。这种对法治信仰的缺失，是形式主义滋生的深层土壤。

要根治这一顽疾，必须从制度、文化、思想三个层面同时发力。

第一，建立严格的“法规依据前置审查”制度。所有对外发布的公文，凡引用法律法规的，必须附上经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等官方渠道核验的截图或证明，作为签发的前置条件。同时，建立法规引用备案制度，每一份公文的引用依据都需存档备查，从技术上杜绝引用“空气法规”。

第二，改变“照搬照抄”的工作文化，建立内部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机制。将此次事件作为全员警示教育的必学案例，让每一位司法人员都认识到：引用错误不是“小节”，而是严重的职业失职。同时，强制要求起草者独立完成法规核实，不得以“参照他人”为由推卸责任。

第三，压实审核责任，实行“引用错误倒查追责”。对于通过“三审三校”仍出现“空气法规”引用的，不仅要追究起草者责任，更要倒查并严厉追究每一级审核者的失职责任。要让“形式审核”付出沉重代价，倒逼审核环节真正发挥把关作用。

第四，重塑司法人员的法治信仰。通过常态化的法治理论学习、案例研讨和职业道德教育，让法治信仰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引导司法人员认识到：他们手中的权力来自法律，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都在诠释法治。唯有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

一则印章更换公告，照出了个别司法机关极端形式主义的丑陋与危险。它警示我们：法治建设的大厦，不能建立在“形式合规”的流沙之上。个别司法机关唯有摒弃虚假的表演，重拾对法律的真诚敬畏与严谨实践，才能不负“依法治国”践行者与捍卫者的使命。否则，今日能援引“空气法规”发公告，明日就可能在判决书中引用“莫须有”的法条——那将是法治不可承受之重。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