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0日是古巴脱离美国军事统治124周年纪念日。就在同一天，美国在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就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提出正式指控，“罪名”涉及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的谋杀4人及破坏飞机等罪行。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0日在社交媒体上谴责美国政府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非法且不正当的指控”，称所谓“起诉”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企图为其侵略古巴寻找借口。

与此同时，“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及其护航军舰当天进入加勒比海南部，加强对古巴的军事威慑。这些举措与今年1月美国武力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做法如出一辙。在长期施压却迟迟不见古巴政府屈服的情况下，美国对古动武的可能性陡增。

30年前旧账为何今日重翻？

特朗普政府此时重提“兄弟救援队”（Hermanos alRescate）旧案，表面上是追究1996年古巴击落飞机事件的责任，实质上则意味着美国对古政策的再度强硬升级。

“兄弟救援队”由古巴裔美国飞行员何塞·巴苏尔托（José Basulto）和其他一些居住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最初主要在佛罗里达海峡巡逻，搜寻试图乘木筏逃离古巴的难民，并向美国海岸警卫队通报位置。其创始人巴苏尔托曾参与1961年由中央情报局（CIA）组织和训练的流亡武装分子入侵古巴的猪湾行动。但随着1994年美古移民协议签署和1995年“湿脚干脚”政策（如果古巴人在海上被抓获，将被遣返回国）的实施，海上偷渡人数下降，该组织的活动逐渐带上更强的政治挑衅色彩，不仅多次飞越古巴领空、散发传单，还公然骚扰古巴政府。

1996年2月24日，古巴流亡者组织“兄弟救援队”的三架塞斯纳337空中霸王飞机（Cessna 337 Skymaster）从迈阿密附近机场起飞，搜寻试图乘筏偷渡美国的古巴民众。飞机航行到佛罗里达和古巴之间的海域后，古巴军方随即将其击落。而在此之前，“兄弟救援队”已25次侵犯古巴领空，古巴官员也曾多次要求美国当局加以阻止。

事件发生前，古巴方面并非没有尝试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危机。1996年1月，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曾通过时任美国国会议员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寻求秘密沟通，希望以释放数名政治犯作为交换，换取克林顿总统确保“兄弟救援队”停止飞越古巴的承诺。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2026年5月19日披露的材料显示，理查森向卡斯特罗表示他已从总统那里取得相关承诺，但实际上，他接触的只是白宫其他助手，后者又试图推动交通部长费德里科·佩尼亚（Federico Peña）出面要求联邦航空管理局介入。也就是说，在古巴看来，美国已经给出了“停飞”承诺；但在美国国内，这一承诺并未真正转化为可执行的管制措施。

事发前一天，白宫负责古巴事务的官员理查德·努乔（Richard Nuccio）已收到“兄弟救援队”次日飞行的消息。他随即向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桑迪·伯杰(Sandy Berger)发出预警，认为古巴国内紧张气氛已经足够严重，这次飞行可能最终促使古巴方面试图击落或迫降飞机。努乔随后要求迈阿密的联邦航空管理局阻止航班，但对方拒绝采取强制措施，只同意再次警告巴苏尔托不要侵犯古巴领空。此前，联邦航空管理局内部文件也已提到，美国国务院曾要求其采取更有力措施，并担心“最坏情况”就是古巴某天击落其中一架飞机。

飞机被击落后，克林顿政府并未选择对古巴军事设施实施直接打击，而是将事件转化为制裁升级的政治契机。1996年3月12日，克林顿签署《古巴自由与民主团结法案》，即《赫尔姆斯-伯顿法案》，把对古禁运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该法不仅加强了既有禁运，还把美国对古巴“民主过渡”的要求写入法律框架，使后来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若要实质性解除禁运，都受到国会和一系列政治条件的制约。

1996年“兄弟救援队”事件在美古关系史上具有双重含义：对古巴而言，这是美国未能兑现“制止挑衅飞行”承诺后的危机失控；对美国而言，飞机被击落则迅速成为强化对古制裁的政治理由。

如今，特朗普政府重新追诉劳尔·卡斯特罗，标志着美国放弃了不直接干预古巴政权更迭的传统战略假设，也符合本届政府所谓“维护西半球安全与稳定”的意图。这是数月施压行动中最激进的举措之一，旨在迫使古巴政府做出重大政治和经济让步。

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更将压力直接引向古巴革命政权的最高政治象征——尽管劳尔·卡斯特罗已卸任国家领导职务，其政治符号意义依然强烈。翻起这桩30年前的旧账，真正要传递的并不是“历史清算”本身，而是借司法手段升级对古极限施压，强化政权更迭的议程。

多管齐下，极限施压再度升级

2026年5月以来，美国对古巴的施压明显加速。新的多重制裁旨在年底前实现古巴政权更迭，这一想法似乎出自国务卿鲁比奥的长期盟友、前国务院拉丁美洲特使毛里西奥·克拉韦尔-卡罗内之手。他去年曾将这些制裁措施描述为“创新性措施”，旨在给饱受制裁打击的古巴经济带来“短期阵痛”。

5月1日，特朗普签署第14404号行政令，正式建立新的对古巴制裁框架。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的解释，该行政令授权制裁在古巴能源、国防及相关物资、金属与采矿、金融服务、安全等部门运营的外国人员和机构。更关键的是，它把制裁风险从古巴本国官员和实体，扩展到向古巴政府或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物资、技术和服务支持的第三国企业与金融机构。过去，美国主要通过禁运和定点制裁限制古巴对外经贸；而现在，美国试图让任何与古巴关键部门合作的外国企业都面临合规风险。

制裁很快落到具体目标上。5月7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依据第14404号行政令，将古巴军方控制的企业管理集团股份公司（GAESA）、莫阿镍厂(Moa Nickel S.A.)以及相关负责人列入制裁范围。企业管理集团股份公司掌握古巴旅游、金融、商业和物流等关键经济资源，莫阿镍厂则涉及古巴重要的镍钴产业。美国选择这两个目标，并不是单纯惩罚个别机构，而是直指古巴军方经济体系和重要外汇来源。

加拿大矿企谢里特（Sherritt）长期深度参与古巴镍钴和能源项目。美国扩大制裁后，谢里特宣布暂停直接参与古巴合资业务，三名董事辞职，并开始重新评估其古巴风险敞口。随后该公司又暂缓彻底解散古巴合资项目，寻求新的安排。谢里特的遭遇令其他在古巴运营的外国酒店运营商、金融机构和能源公司，尤其是西班牙连锁酒店美利亚和伊贝罗斯塔高度警惕。美国政府只给了外国公司短短四周的时间，要求它们在美资产被冻结前，停止与任何企业管理集团股份公司旗下实体进行的交易。

与此同时，美国的能源施压加剧了古巴内部危机。多种封锁造成古巴能源危机频繁爆发，电网濒临崩溃。5月13日，古巴境内的柴油和燃料油库存已完全清零。首都哈瓦那的基本供电需求无法保障，部分偏远省份甚至连续24小时无电可用。

美国对古动武的优先级正在提升

美国尚未公开宣布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但军事选项的政治优先级正在上升。

这一变化首先来自美国对制裁效果的不满。特朗普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能源封锁、金融制裁和外交威慑，迫使古巴领导层接受重大政治经济改革。但古巴并未迅速屈服，反而继续强调主权和平等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内部自然会出现升级施压工具的冲动。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已提出战争权力决议，试图阻止特朗普对古巴使用武力，他们援引的理由包括特朗普多次威胁向古巴派兵，以及有关南方司令部被要求制定攻击方案。

军事压力还体现在区域部署和安全叙事的变化上。

自2月份以来，美国政府已在古巴附近海域进行了25次情报搜集监视飞行，其模式与今年早些时候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的策略类似。

美国南方司令部3月宣布，“尼米兹”号航母将参与“南方海域2026”部署，任务包括加强与加勒比、中美洲和南美国家的海上合作与互操作性。官方说法是例行和伙伴合作性质，但在美古关系急剧紧张的背景下，航母进入南方司令部责任区，本身就会放大对哈瓦那的威慑效果。

目前，美国政府打算将“尼米兹”号航母及其搭载的战斗机作为武力展示，而不是像“杰拉尔德·福特”号航母在今年1月突袭委内瑞拉时那样，作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平台。鲁比奥最近与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在一张醒目的古巴地图前合影，无疑又在暗示美国军事行动的下一步对象。

重压之下，对话仍是出路

越是在高压之下，对话越显得必要。美国对古巴的政策看似越来越强硬，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窗口，一边用制裁和军事威慑制造痛感，一边向古巴提出改革、安全和合作条件。

5月14日，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哈瓦那，是这一轮紧张局势中的重要信号。这是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中情局局长罕见访问古巴。拉特克利夫向古方传递的信息很明确：美国愿意认真讨论经济和安全问题，但前提是古巴作出根本性改变。美国没有公开说明所谓“根本性改变”的具体清单，但长期以来，美国要求古巴开放国家主导型经济、处理被没收资产赔偿问题并举行“自由和公平”选举。

古巴外交官多次表示，哈瓦那愿与美国对话，但不会接受“最后通牒”。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内斯托·索贝隆·古斯曼此前接受美联社采访时称，释放政治犯等内部问题不应被摆上谈判桌，并强调古巴正在为各种情景做准备。

不过，自上月初哈瓦那高级别会谈以来，双方似乎陷入僵局。从现实角度看，对话仍是唯一可控的出路。美国的极限施压可以制造短期震动，却未必能带来稳定结果。若古巴能源危机继续恶化，最先承受代价的是普通民众；若军事胁迫继续升温，风险也不只属于哈瓦那，还会外溢为加勒比移民危机、人道危机和地区安全危机。对美国而言，古巴不是远方战场，而是距离佛罗里达只有145公里的加勒比邻国。把古巴推向崩溃，不等于把问题解决，只可能把危机推到美国家门口。

（李俊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