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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

很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出现过明清官服，明清官服前后都缝缀方形织绣——这种织绣叫“补子”又称“胸背”，起源于明代，按照制度，文官补子绣禽鸟，武官补子绣猛兽。然而，还有一类官员的补子与众不同，他们的补子绣的是一种独角神兽，叫獬豸。

獬豸能辨忠奸、识曲直，自古被视为公正与法律的象征。明清两代只有御史和谏官（谏官，指规谏君过之臣、劝谏天子过失之官，承担一定督察之责）官服补子绣獬豸。

这独属于监察官的图腾，象征着一项绵延数千年的政治传统——监督。如今，獬豸形象多见于检察院大楼前。这不仅是装饰，更暗示着中国检察制度深植于本土的文化根系。

这种独有的官服特色，也从侧面反映出，在传统官僚体制中，御史和谏官制度重要且相对独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御史和谏官，尤其是御史都承担着监督之责。因为这一功能，御史可以被视为现代检察制度的前身。

所以说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专门对一般刑事案件进行追诉、行使检察职能的机关，清末改制之前，中国是没有独立的检察机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治理体系不具备检察功能，至少在法律监督方面，古代治理系统中已经设计好了完备的制度和机构。

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视角去研究检察制度，是个比较小众的研究赛道。重庆市永川区检察院检察官张福坤所著《检察制度中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基因》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

正如作者张福坤所说：“本书主要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检察的影响，重点梳理检察实践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将视野拉至千年以前，概括并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基因，以传统文化视角切入认识检察制度，使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与当代检察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从而凝练规律性方法和认识。”

监督之“形”与“神”

“升堂……”惊堂木一拍，作为县里最高行政长官的县令就对官司进行审理，不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都是这个流程。如果是严重的刑事案件，县令还可以亲自参与勘验。现代法律中划分严格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职能机构，在县令这里是“集于一身”的。

古代中国的司法体系与行政体系紧密相连。古代司法体系中，并没有与现代检察制度中“提起公诉”职能相对应的专门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中国治理体系不具备“检察”的功能。事实上，很多现代检察制度或者功能在传统法律体系中多有雏形、对应或者“平替”。比如，上文提到的法律监督职能，就是由御史承担的。

御史制度起源于商周的史官体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设立御史的主要目的是整肃纪纲、澄清吏治，御史的职责是监督法律的实施，纠正官员不法行为，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审理活动等。作者认为，御史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在一些朝代甚至算得上位高权重。

虽然御史制度与现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不能等同，但其“监督法律实施、维护法纪”的核心精神，被视为现代检察制度的历史渊源，甚至深刻影响着现代检察制度和理念。

清末，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沈家本主持的修律结束了漫长的中华传统法律体系包括御史制度，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司法制度。作者认为，现代的检察机关乃至整个近代意义上的司法系统，都是清末改革的产物。

沈家本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重新修订了法律，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文化基因依然渗透在新的体系中。正如作者说，“一国特有的法律文化往往决定了本国法律制度的‘本土’特征，这时要移植别国的法律制度，难免会受到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价值之“根”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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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嘉定县黄氏兄弟俩为争产多年纠纷不断并诉至县衙，几次裁断未果。刚上任的嘉定县令陆稼书接手案件后，不按正常诉讼程序审理，而是把两人叫到面前，“乃不言其产之如何分配及谁曲谁直，但令兄弟互呼”。于是，兄叫弟、弟喊哥，未喊满50声，两人已热泪盈眶……

陆稼书是著名贤官、清官，时有“天下第一清官”之誉，他重教恤刑，曾在大众面前用4只倒满水的碗围着1只空碗转动的实验，教育一众赌徒明白“逢赌必输”的道理；他还为小偷提供织布机和纺线，引导他们“劳动致富”……“陆清官”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办案方式总是能戳中人心，这就是古语中的“得民心”。

作者在书中归纳了古代司法文明的五大核心理念——敬天、民本、仁政、和合、天人合一。这些因素对今日的司法实践仍有巨大影响，陆稼书若生在今天，大约依然会口碑爆棚。

民本即合民心，认为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该思想发端于商周时期，是中华文化中最基础的传统思想之一，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而逐渐完善，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唐律疏议》，“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这段话揭示了古代司法的核心：追求公平正义，注重情理法的统一，体现了强烈的民本主义和人本关怀。

民本不仅是指导思想，更是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从法律手段看，“古代司法制度中的调解、和解等机制，就是民本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这些机制注重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减少诉讼成本，保护民众利益”。

从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发展到董仲舒的“德主刑辅”，到《唐律疏议》的“德本刑用”，再到朱熹的“明刑弼教”，都强调法律、道德、教育等多种社会规范和合并存，进而让整个社会发挥系统治理功效，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而不仅是履行具体条文。

而当今检察机关一直坚持的群众路线、注重矛盾化解、夯实基层基础建设，一直积极推进的司法救助、社会综合治理，无不体现着“法律天理人情”的统一，体现着法治中的“人文关怀”和“司法温度”。

作者还举了“枫桥经验”的例子，检察机关积极“学习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检察履职办案全过程，不断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人民权益的检察能力和水平”。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检察机关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项传承，对民本思想的一次落实。

从御史到检察，变化的不仅是名称与职能，更是监督的根基——从依附于君权到奠基于民权。然而，那份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失序行为的纠偏、对百姓福祉的关切，却穿越制度更迭，成为流淌在中国司法血脉中的文化基因。理解这份基因，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当代中国检察制度为何呈现出如此面貌，又将走向何种未来。

检察制度中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基因

出版社：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6年1月

（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3月上期）

本文杂志原标题：《御史，现今检察制度的前身》

编辑丨黄莎 王丽 设计丨刘岩

记者丨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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